高李麗珍，〈序一--建設正義喜樂的新臺灣〉，頁1-2。
李勝雄，〈序二--二二八事件給臺灣人最大的教訓和啓示〉，頁3-6。
林俊興，〈序三--爲歷史空白留下詳實篇章〉，頁7-9。
張炎憲，〈日本統治與國民黨統治的分水嶺──二二八的歷史轉折〉，頁1-11。
父親失蹤於一九四七年三月，同年十月，大哥病重去世，隔年三月，祖母也不堪打擊逝去。一年之內，林家三代相繼凋零，使得這個家更形黯然。母親在哀傷中，仍然安慰鼓勵其他受難家屬：「要站穩一點，有一天，我們可以知道丈夫的下落，有一天，兒女長大，他們會了解二二八的意義，了解臺灣的處境，他們會知道如何做有用的好人。現在不是悲傷埋怨的時刻，要想辦法維持家庭，敎育子女。」
二、宋洪濤口述‧張炎憲、黎澄貴、胡慧玲訪問‧胡慧玲記錄，〈宋斐如（《人民導報》社長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副處長，死難者）〉，頁32-50。
父親被捕那天，我也在場。約略是下午兩點半，父親在家裏睡午覺，我無聊，倚靠在窗口往外邊看。一會兒有人撞門，女傭去開門，立刻有人撞進來，拿著槍就抵著她的肚子。父親聽到門口的喧鬧聲，半醒半睡中，看儍了眼，問說：「什麼事情呀？」他們馬上靠過來，說：「請你上車。」當場就把父親押走了。那時父親還穿著睡衣。
我親眼看到兩個便衣拿著短槍，把我父親架出門外。外頭有黑色轎車接應，門外還站著兩個或四個人，父親被押上車，立刻被他們用黑布蒙上雙眼。車子開走後，三媽隨即追出去，記下了車號。
三、廖德政、廖德雄口述‧張炎憲、黎澄貴、胡慧玲訪問‧胡慧玲記錄，〈廖進平（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理事、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糧食組長，死難者）〉，頁52-105。
二二八事件後多年，我的畫風陰暗，後來才漸漸明朗，尤其是一九七○年以後比較開闊明朗。一九四六年四月，我回臺北，看到觀音山，青翠的山和水，頓時流下眼淚。臺灣的山水，的確和東京不一樣，我心想，這才是故鄉。後來我住天母多年，每天上班前，都要擡眼看看觀音山。父親失蹤於觀音山下的八里坌，觀音山對我和父親，都有特別的意義。我畫了二十年的觀音山，希望有一天，父親終於能夠回來。一方面，我借這個景表達我思念父親的心情，一方面也表達我對自然的尊重和愛心。
四、林至潔口述‧張炎憲、黎澄貴、胡慧玲訪問‧胡慧玲記錄，〈郭琇琮（臺大醫院醫生、學生聯盟主席，死難者）〉，頁106-137。
如果沒有二二八事件，也許我們就不會走這樣的路了。二二八事件之前，國民黨也利誘過郭琇琮，要請他當官。但是他不肯，寧可在醫療專業上找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一同到烏來等地義診。有時候，他甚至想像史懷哲那樣，到非洲行醫。倒是我說：「單單臺灣人，你都救不完，只要到山地去做就好了，何必遠赴非洲。」
我兒子出生時，郭琇琮給他取名「明祥」，以示「明天吉祥，革命有希望」的象徵。他和我性格相似，都喜歡文學藝術，一旦要給小孩命名的時候，還是先想到革命。
五、林麗珊、陳俊謙口述‧張炎憲、胡慧玲、黎澄貴訪問‧黎澄貴記錄，〈林麗鏘（臺大電氣工程系四年級學生，死難者）〉，頁138-151。
戒嚴解除後，我和我先生四處打聽、找尋弟弟的下落。起初我們想他住的地方接近螢橋，就到川端橋（今通往永和的中正橋）下的新店溪尋找。到了那，一片嚇人的景象，河面有許多漂浮的屍體，岸邊也有許多。有的兩三個人被鐵線穿手掌而過，綁在一起；有屍無頭的、眼睛突出的、斷手斷腳的、穿衣服，沒穿衣服的都有，都被泡得全身浮腫。我們一邊走一邊認，都沒有看到弟弟，想起來就傷心。
六、阮美姝口述‧張炎憲、黎澄貴訪問‧黎澄貴記錄，〈阮朝日（《臺灣新生報》總經理，死難者）〉，頁152-182。
爸爸在二月中為我主持婚禮後，即因氣喘痼疾復發身體不適，自三月初到三月十二日皆請假在家休養。回家時，爸爸跟我說的第一句話是：「施江南不知道會不會有事？」我隨即勸爸爸走避，爸爸卻說自己堂堂正正，何需要逃？沒有想到五分鐘後橫禍便降臨，五個身著中山裝，操福建腔閩南語的人，以報社有事為由，緊迫催促爸爸隨他們前去。由於事出突然，我不覺得有什麼蹊蹺，倒是十歲的妹妹不停哭，爸爸輕輕拍著她的頭說：「美娃，不要哭，爸爸很快就會回來了。」接著爸爸就被帶上黑色汽車。
千萬沒想到，這竟是爸爸最後的留言，而我們只能呆愣在一邊，眼睜睜地看著病弱的他，僅穿著一襲睡衣，被人從病床上硬生生的帶走。
七、陳翠娥口述‧張炎憲、黎澄貴、胡慧玲訪問‧胡慧玲記錄，〈吳金鍊（《臺灣新生報》日文版總編輯，死難者）〉，頁184-197。
吳家姊弟個個勤儉，雖然經過二二八的家庭變故，四十幾年來，也把一小片家園努力整頓起來，到現在，算是發展起來了。我們的下一代也都規規矩矩的，我的三個小孩都很乖，很上進。
我先生從小辛苦過來，很了解那種匱乏的痛苦和滋味。常說，施比受有福，真的，施很快樂。
我們沒有很多的慾求。從那麼辛苦的家庭走出來，如今自立自足，又可以幫助別人，我覺得很歡喜。
八、蔣梨雲、蔣節雲口述‧張炎憲、胡慧玲、黎澄貴訪問‧黎澄貴記錄，〈蔣渭川（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總務組長、臺北市商會理事長、三民書局店主，受難者）〉，頁198-224。
爸爸在手記的《二二八事變始末記》中記載：「事變中自己是盡了力的，做的有分寸而無過失。自信問心無愧，也無容任何人誣陷的餘地。」我們絕對相信這是清廉正直的父親的肺腑之言。身為蔣渭川的後人，我們今天爭的不是同情，而是事實，希望能夠將有關先父的史實留給後代，為了先父的名譽，也為了臺灣社會。
張炎憲，〈後記〉，頁225-226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