吳樹民，〈序〉，頁1-2。
張炎憲，〈二二八女性史研究的新路〉，頁1-16。
一、南港橋事件
１‧黃再來、高康中、蘇溪圳口述‧張炎憲、簡定春、胡慧玲訪問‧胡慧玲記錄，〈南港橋現場〉，頁18-24。
鄰長住在南港橋邊的農舍，南港橋下河床陳屍現場的農地，就是他家的田。八具屍體的手腳都被反綁，嘴巴被綁腿布塞住，有的可能在滾落時鬆動了，綁腿布掛在下巴。
根據現場情況，大家認爲那八個死者，應該是在路旁槍決，再往下丟。有人穿襯衫，有人穿內衣，有人只穿內褲，沿著路旁橋邊的斜坡滾下去，各種姿勢都有。有的仰著，有的趴著，有的倒叉著頭，疊在一起。
根據現場情況，大家認爲那八個死者，應該是在路旁槍決，再往下丟。有人穿襯衫，有人穿內衣，有人只穿內褲，沿著路旁橋邊的斜坡滾下去，各種姿勢都有。有的仰著，有的趴著，有的倒叉著頭，疊在一起。
八具屍體交錯疊在一堆，我只看到堆在上面的屍體。有具屍體死相很可怕，子彈從頭部打進去，貫穿下巴。另一具更慘，類似古時候的「斬首」，被槍尾刀從喉嚨往後砍，脖子砍得只剩頸後一層皮，差點身首異處。
２‧周塗生口述‧張炎憲、黎中光、胡慧玲訪問‧胡慧玲記錄，〈周淵過（豆干工人，死難者）〉，頁26-40。
那天淸早五點多，兩輛軍用卡車載著五十幾個人，闖進我家，大約三十幾人，講北京話，嘩啦啦的，聽不懂。事後才知道是三重埔憲兵第四團。其中有一個軍頭，和兩個三重派出所的警察，警察我們原本是認得的。他們穿著軍服，肩上揹著一支像熱水瓶般的槍。槍有木柄，還綁著紅布條，有點像電視上淸朝末年，大陸鬧革命時用的兵器。屋外十幾個兵，則拿著長槍。他們沒有任何搜索令或證件，一撞進門，就指名要找大哥，說是要捉叛亂分子。他們像綁狗一樣，把我們雙手反綁，腰胸腹五花大綁，押到屋外，綁在電線桿上，其他的兵繼續在屋內翻箱倒櫃。
母親看見兩個兒子被捉，立刻跪在地上哀求，指著我說：「他才十二歲，還是個囝仔，別捉他。你們已經捉了大兒子，可憐我們，別再捉小兒子。」
３‧楊
治、吳和光口述‧張炎憲、黎中光、胡慧玲訪問‧胡慧玲記錄，〈吳鴻麒（高等法院檢察官，死難者）〉，頁42-85。
屍體橫躺院子，血流不止。我一邊淸潔，一邊低聲對著吳鴻麒的屍體說：「你一輩子講究衛生，死時卻弄得全身灰塵泥土，髒兮兮的……」我一邊唸，一邊擦拭，血流個不停，再怎麼擦都擦不乾。
醫生驗屍時，我們親眼看到吳鴻麒身上滿是傷痕，下半身都是一道道的瘀靑，連睪丸都打破了。可見死前那幾天，早被刑求至呈半死狀態。
已經三天了，他流的血卻還似活血，潺潺流著，那些活血至今還流在我身上，永遠流著。聖經羅馬書十二章第十九節寫著一句話：「申寃在我，我必報應。」那是耶和華幾千年前應允的話。他說：「執仇的事，你不必記懷，會有所報應。」這樣就可以了。幾十年來，我得以安靜過日子，就是這聖句。不要以惡報惡，隨他去吧，有一天，會報應的。
４‧林慧珠、蔡陽昆口述‧張炎憲、宋隆泉、胡慧玲訪問‧胡慧玲記錄，〈林旭屏（專賣局課長，死難者）〉，頁86-103。
父親是專賣局裏面的臺灣人中地位最高的，二二八事件後，聽說人家打算推他當二二八的處理委員。父親個性沈靜，並不活躍。二二八後世面很亂，他照常上班，尤其是外省人都跑了，他認爲責任加劇，必須去處理公務，每天坐公務車上班，或許因爲如此，才惹禍上身。
母親說，她記得大約是父親被捉前一個星期或前十天，父親回家時說，奇怪，今天局裏的田經理告訴他說，有一封匿名投書，說林旭屏以下之臺灣人，企圖占有公賣局。父親答說，絕無此事。那天父親回到家，很憂愁的向母親說：「奇怪，明明無此事，爲何有此投書？」
有一天，父親在路上遇見杜聰明先生，杜先生說：「旭屏先生，最好去避避，比較好。」父親對中國人的政治不太了解，答說：「我沒做什麼，這個時候，如果躱避，反而顯得有嫌疑、有陰謀。」
二、醫界
１‧陳焦桐、施郁芬口述‧張炎憲、黎中光、胡慧玲訪問‧胡慧玲記錄，〈施江南（四方醫院院長，死難者）〉，頁106-124。
四十幾年來，我們家是完全不討論二二八事件。尤其當年印象最深刻的大女兒，更是絕口不提此事，怕提起心情激動。我們母女都不讀政治，不懂政治，只知道那些都沒有用的。我們不像阮美姝、李月美那麼能幹，我們連講話都講不好。做好當然很好，做不好就很慘。我希望她們當個良醫就好了，做醫生該做的事。
我不曾去參加二二八音樂會。心肝艱苦，不想去。關於二二八的種種，無論是道歉、賠償、紀念碑或公布歷史眞相，我都不太相信。我不相信他們。過去就算了。反正他們不會說實話，尤其我們都還活著，他們更不會講老實話。道歉？要李登輝道歉，沒什麼意思。何況，如果沒那個心，光是嘴巴講講，何必呢？只是個形式而已。
三、司法界
１‧陳仙槎、王克雄、陳幼而口述‧張炎憲、黎中光、胡慧玲訪問‧胡慧玲記錄，〈王育霖（檢察官、《民報》法律顧問，死難者）〉，頁126-169。
三月十四日下午，二、三點左右，那天王育霖正準備出門，轉過頭，怎麼整個屋子都站滿了陌生人。他嚇了一跳，臉色都變了。大約六個人走進我家，說：「王育霖是哪一個人？」我直覺的說：「沒有啦，這裏沒有王育霖。」結果他們一把捉住我先生，翻開他的衣襟，裏頭端端正正繡著「王育霖」三個字。他們看到名字，就說：「很好，你跟我走。」
我沒穿鞋，一急，光著腳趕上前去，要攔他們。我說：「我先生沒做什麼壞事，你們爲什麼要叫他去？」
才趕上去沒兩步，他們咻的一聲，掏出一把槍，緊緊扣住我的喉嚨，用北京話說：「妳再多說，我就槍斃妳。」
２．林信貞、廖繼彰口述‧張炎憲、胡慧玲、黎中光訪問‧黎中光記錄，〈林連宗（制憲國大代表、臺灣省參議員、臺灣省律師公會會長、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委員，死難者）〉，頁170-194。
只見我爸爸一下出、一下進、一下去臺北，忙進忙出的。最後一次要到臺北時我在家，爸爸告訴我說：「現在社會發生一些問題，爸爸是國大代表，要趕緊去臺北開會，解決這些問題，所以信貞妳要乖乖在家和媽媽顧家喔！爸爸很快就會回來。」那時天氣冷，媽媽就幫他穿西裝，我也跟他說：「爸爸要趕快回來喔！」送他出門，誰知道這卻是他最後的遺言，以後就再也見不到他了。
３‧李邱己妹、李榮昌、李榮欣、李月美、李榮誠、胡淑媛、李惠陸口述‧張炎憲、胡慧玲、黎中光訪問‧黎中光記錄，〈李瑞漢（臺北市律師公會會長，死難者）〉，頁196-222。
每年的三月十日，家中總是插著玉蘭花和百合花，一定是吃魷魚粥。整個大家庭都會擧行家庭聚會追思禮拜，爲的是追憶我丈夫李瑞漢被帶走時在家吃最後一餐的情景。擺設百合花來紀念，是因爲生長在曠野中的百合花，它散發著幽雅的芬芳，雖然不是非常引人注目，但是卻始終爲大自然放出它的芬芳。
４‧李藍愼、李榮達口述‧張炎憲、黎中光訪問‧黎中光記錄，〈李瑞峯（律師，死難者）〉，頁224-245。
最近大家在討論二二八賠償的事，說要一個人賠一千萬還要對半砍，那人命究竟值多少錢呢？親人的性命可以用金錢換算的嗎？賠償的事，立法院通過就通過了，行政院爲何要反對，連戰是有何權利這樣做呢？
見李登輝先生時，覺得他還滿誠意的。但二二八到現在這麼久了，一些家屬的年紀都很大了，八十幾、九十幾，一個一個「走」了，明年的紀念活動可不可以參加還不知道呢！有人建議說，賠償要趕快，尤其要優先給年紀大的，讓他們能安心，對死去的人有個交代；這點我很同意。
四、報界
１‧鄧進益口述‧張炎憲、胡慧玲訪問‧胡慧玲記錄，〈鄧進益（《大明報》創辦人、漢口街里長、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委員，見證者）〉，頁248-261。
三月九日吧，國軍登陸後，有人來通風報信，說我名列逮捕名單，要我趕快逃。他拿了一張手寫油印紙，上面有我的名字，排名第八，前面七名是徐春卿、李仁貴等人，他說：「上級交代，凡是殺了名單上的人，有五萬元獎金。」他說，從前我對他很好，他不殺我，叫我快跑。
所以人應該多做好事，一次回報救了老命，就夠本了。我連夜逃往大溪山上。第二天警察和憲兵就來包圍家裏了，如果我還在家裏，就被帶走了。他們沒捉到我，卻把我太太捉去充數。全家連夥計全捉光光，只剩一個十歲的女兒，和三歲的兒子。結果不曉得爲什麼，氣候冷或驚嚇過度，兒子發高燒，燒到四十度，家裏都沒有大人照料，十歲的女兒用冰枕冰他，一直冰，冰過頭了，小兒子因而殘廢。
２‧王政統口述‧張炎憲、黎中光、胡慧玲訪問‧王政統、胡慧玲記錄，〈王添灯（《人民導報》社長、臺灣省參議員、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宣傳組長，死難者）〉，頁262-287。
我父親的想法是，過去臺灣人的生活和秩序，自從國民黨來臺以後，一切破壞無遺。父親的所思所爲，只是朝向尋找一條對臺灣人比較理想的路子。
我父親明白他自己在做什麼，沒做成功而已。做兒子的我，對父親的思念很辛苦。養育弟妹很辛苦，比起思念父親的辛苦，實在不算什麼。
我從來不曾向人說過「我父親是寃枉的」，我相信如果說這句話，父親會駡我不孝。因爲他是依照他的想法，堅持做到底的。
我對父親有信心，我認爲他是正確的，成功當然好，即使不成功，也是歷史的一頁。所以，別人要求什麼，我沒意見，但我不要求，我以我父親爲榮爲傲。
五、民意代表
１‧徐世通口述‧張炎憲、胡慧玲、黎中光訪問‧黎中光記錄，〈徐春卿（臺北市參議員、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委員，死難者）〉，頁290-308。
當時我家住在中山北路五條通，父親、母親和讀建中的弟弟們住在前面，我則住在後面一個親戚的房子裏；所以三月十一日來捉父親時，我沒有看見經過情形。但是我弟弟目睹經過情形，他說：「當時兩個穿便衣的來家裏說，王添灯請他去，父親便跟他們出去，家人後來才發現被騙了。」後來我得知父親被抓，就急忙跑到東本願寺去找熟識的人，但是那裏的朋友卻告訴我：「你沒有必要再去找了。」
２‧李博智口述‧張炎憲、胡慧玲、黎中光訪問‧黎中光記錄，〈李仁貴（臺北市參議員、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委員、經營臺北電器工程公司、國光伸鐵公司，死難者）〉，頁310-316。
我父親是在蔣渭川的女兒被槍打死的第二天，也就是三月十一日被抓走的。早上七點左右，三位穿私服的人員來我家，好像父親跟他們講不到幾句話，就被他們强行帶走。因爲平常父親習慣早出門，所以我想當時應該有穿外衣才出門。而我那時候在樓上，所以經過情形不是十分淸楚。
聽母親說，三個穿私服的人進門就帶走父親。叔叔說，當時外面停的車好像是大同車行（在中山北路、長安東路口）所有的黑色車子，父親是被那輛車子載走的，但後來也查不出該車輛所屬。
張炎憲，〈後記〉，頁317-318。
